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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生干部调查失独者12年:被骂猪狗不如会遭报应

为了完成这份报告,他去过10多个省市,采访了100多位父母

为了这部调查报告,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,采访了100多位“失独”父母,直到“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”。可放在25年前,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。

1992年,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。那时“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”,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,他颇感自豪。

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,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,“有种改造国家,造福社会的使命感”。

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,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,贫穷得吃不上饭,最终被困在大山,韩生学坚信“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,必须纠正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“计划生育突击行动”。每到这个时候,县里就会成立“总指挥部”,县委书记亲任政委,县长任总指挥,实行全军事化管理。

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“流产指标”和“结扎指标”的执行情况,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,这个会写诗的“文学青年”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。

后来,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,“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,一夜之间被人砍光,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”。

最严重的一次,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,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。

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,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的愚昧。他始终想不明白,“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,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?”

这个疑问,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,才慢慢解开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每年4次的“计生突击检查”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,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。也正是这个时期,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。

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,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,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。

女儿离去后,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,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,晚上为了强忍泪水,他甚至把嘴唇咬破。可即便如此,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,无故命令老许下跪,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,一边骂自己。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,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,直到铁盆变形。

办公室里,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,没有半点悲伤。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,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,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。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,他清晰地记得,“那是双麻木的、死人一样的眼睛。”

回到家,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,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:“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,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?”为了找到答案,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,去探视“失独”家庭的真实境况。

“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,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。”韩生学说。

一位带着孙子参加“失独者”郊游活动的老人,被告知“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”;大部分“失独”聊天群,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“失独”老人加入

在后来的走访中,几乎每到一家,韩生学都会被这些“失独者”的生活环境触动:胡乱散落在房间里的杂物、摆满书桌的药瓶。他发现,“比起心灵伤痛,现实的生活难题更容易将他们打败”。

暮年丧子的父母因为极度抑郁,更容易被病魔击倒。据调查,我国90%以上的“失独”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。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承担着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,还有15%的人不得不面对癌症、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。

湖南的“失独”母亲张丽,在“失独”聊天群消失了两天。网友赶到她家时,发现她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,“手臂直伸,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”。被网友送到医院后,医生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,腹腔积满体液,“再迟一些,就会有生命危险”。

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,给孩子看病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,但子女死了,债务却不会“死”,还债的压力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整个余生。

一位“失独者”在诗歌里接连问了许多个“怎么办”:

明天我老了,走不动了/我该怎么办/不能去买菜了,取不了工资了/不会自己做饭了,自己洗不了衣服了/我该怎么办/生病了,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/自己去不了医院了,住院需要陪伴了,我该怎么办/年龄大了,记忆力差了/钱财不能自理了,做饭忘记关火了,忘记关水了,我该怎么办/我害怕明天,因为我越来越老了/饿了没人端饭碗,病了没人递杯水/陪伴的是孤独,等待的是绝望/明天我该怎么办?

然而很多“失独者”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。几个“失独者”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,却因为“太晦气”被老板赶走。

即使在“失独者”内部,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。一位带着孙子参加“失独者”郊游活动的老人,被告知“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”;而在虚拟空间,大部分“失独”聊天群,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“失独”老人加入。

“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,我们受不了。”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,这些有孙子孙女的“失独者”已经是幸运者了——因为“好歹有个后代”。

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眼中,带着孙辈的“失独”老人,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,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。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,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。

“开家长会时,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。”韩生学说,这样的“失独者”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,“对老人、对孩子都是种伤害。”

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“失独爸爸”。

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,但面对崩溃的妻子,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,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。在韩生学接触过的“失独爸爸”中,“隐忍”“沉默”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。

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。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,在料理完工作、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,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,“淋着冬天的冷雨,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”。

事实上,“失独爸爸”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。“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,我只能回答‘好点’了。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,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。”他对韩生学说。

像这样的痛苦,是当年愤懑于“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”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。

1980年,“独生子女”政策开始的那一年,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,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,摆脱了农民的命运。那时候,他还不知道“计划生育”要怎么计划,更没听说过“独生子女”这个新词。但开学没多久,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,上面写着:“人口非控制不行!”

几乎在同一时间,远在河北保定,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“一头雾水”的家信。邮件里,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:“菊芳,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,我是军人,要带头表率,不能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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